我不敢说：“世事沧桑心事定”。对于这个世纪，其实我只参与了一半。
但，总有一些不用赶什么时辰的东西，透过浮生，穿越繁杂世界，络绎而来。于灯下茶前，或幽径低回之处，令人流连品味。有时竟能充满了整个人生。
那些片断和印象，时间不能把它消磨，它反倒能把时间消磨过去。或与相投的友人，一抒胸臆。其中有些事，还是值得告诉后代孺子的。它不应仅属于个人。
在北国，那蒙被岁月灰尘的群楼，学子捧书的湖畔，是这个世纪给我亮起的一盏盏明灯——我心目中的北大导师。不是每个学生和名师都有机会接触交往。他们的高风亮节，大义之言、大器之举，能使奋斗中的学子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的关怀。
清晨，未名湖上，总荡漾着微妙的雾气。我曾拜捧书于石上。晨风中，过来一位老者，他说：“你在看什么书？”
我说：“朱光潜的《美学》。”
他说：“这书不值得看。他的东西，都是从国外的美学理论那儿来的。你直接看几本西方美学史就行了。”
我不由有些愤怒：从哪儿来的一个老头，竟敢如此低贬朱先生？我默默地站起来，合上书就走。
走不了几步，忽听见耳边有人招呼道：
“朱先生您好！”
回头一看，是几个挂红牌的研究生正恭恭敬敬地向刚才那老头行礼。
我冲上去问道：“您，就是朱先生？”
老者含笑颔首：“我告诉你，不要看他的书嘛！当年外国的美学还没有进来，大家看他的很稀奇，现在，那些书都介绍进来了，你可以直接看原著。最好是英语原著。翻译的有偏差。”
我面对朱先生，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中等身材，小四方脸，一双眼睛笑盈盈看着我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朱先生患有极重的眼疾，近乎失明。可是那天我眼里的他分明炯炯有神。
如今湖水如昔，朱先生已经仙去。一定去了一个美的国度。
未名湖上，风拂面而来。古人宋玉曾论及“风”之气质。此北大之风可以浴心。
北大的一批“国宝级”的老先生，大都住在燕南园和朗润园一带。一处是林木葱茏，小院生苔。一处湖水幽幽，荷叶寂寂。从这里走过的人们，总是放轻脚步，屏声细语，唯恐惊扰了大师们那代表民族代表岁月的精深思维。
那年头，几位国学大师都撑着耄耋高龄来为我们这拨“关门弟子”讲课，我记得的有王力，吴祖湘，林庚。这是他们最后的开堂讲学了。
这是大师们的世纪情怀。我们这拨学生满带着社会风尘和泥土气息，而大师们则以暮年辰光穿过大劫，跨山越水，却幸坐一堂。两代人相思相逢在中国历史起身的时候，倍感亲切。
“独立小桥风满袖”，这句诗，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化身。
林庚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“关门弟子”讲《楚辞》时，引了这句诗的。
在褥热三伏天里，在“三教”的二楼，中文系77、78级，再加上研究生们，教室里坐不下了，一直坐到走廊上，挤得汗雾蒸腾。
而林庚先生身着白衬衣，吊带西裤，长腰鹤步登上讲坛。顿时，一片清凉从天降下。
那是门难忘的课程，在那种大庭广众之中，林先生是那么潇洒独立，似乎炎热与拥挤带给他的只是愉快。在他那雅洁的风度中，抒发着对《楚辞》的爱、对学生的爱和对讲堂的爱。
林先生有早起散步之癖。我在校庆回去，曾想在燕园小径上与先生不期而遇。但转眼间，校园变得如闹市一般。如此，先生必避之。
果然，在掌声雷动，镁光灯闪亮的地方，林先生和很多先生都早已“隐之名山”了。不事应酬，不受宠辱。北大震动环宇的气势，正是由他们这些静默的菩提所造。
住在未名湖后湖边的金克木先生，与我一位熟悉的前辈是故交。前辈千里来京看他，带我去拜望金先生。毕业以后，我常住原来的苏联专家楼写作，与他邻近。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。
金克木的心灵仿佛可以穿透岁月，不会变老一样。说起当年巴金与萧珊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细节，他仍是觉得很逗，一阵阵地发笑。而说起现在的青年，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。
总之，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。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，也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。这一点，使他不像同辈人活得那么沉重，而是充满了敏锐，灵透。
我曾把自己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送给他。有一次，他的女儿和我讨论当今文学，说起台湾小说风，金先生在一旁说道：“你何必去看那种小岛文化？她在语言上做你的学生还不够格呢！”
我当时为之一振。
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，他说，“语言好，这是很大的优势。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。但我看你的小说，一到真正精彩的地方，你就跳过去了。不知道是故意为之，还是没有觉察。还有，你不会写对话。”
为了突破自己，我远走新疆，直到写完中篇小说《唱着来唱着去》，我才感到自己的笔力放开了。像这样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的收获，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“又老又不老”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啊！
有一阵我问他：“您看形势怎么样？会不会‘收’？会不会‘转’？中国还会倒退吗？”
回答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：
“你看《水浒传》一开头，就是‘洪太尉误走妖魔’。石碣一移开，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就出世了。现在就是‘洪太尉误走妖魔’。有的人问，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？收什么？走都走出来了，就要在这世间风光一场。”
金克木讲话总有“话眼”。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，一旦点到，汩汩而流。他于巧妙东拉西扯中用文化将事物移位，扩大了这个世界的空间。
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触，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。他会说什么呢？
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，能带给人更大的快感。这是巨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！
当年我爱去的，还有中关村许大龄先生家。
一年级建校劳动中我的头被砸伤，住进了校医院，恰与许先生的夫人同一个病房。
每天，他都来陪夫人，他们夫妇真是相濡以沫、相敬如宾。
我就和他在病房里大侃：“农民起义对历史到底起什么作用？”“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？”“《红楼梦》值不值得搞一个‘红学’？”之类。
那时候的大学生，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，一股启蒙的思想浪潮正席卷全国。我本来好“红学”，自然喜读清史。出院后，我成为许先生家的常客。
一个星期天，我又去他们家，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面色有点紧张。
许先生说：“还是我来说吧。曼菱，对不起你，我们早应该告诉你，我是‘梁效’。因为我们很喜欢你，怕你知道这一点后，不来家了，所以现在才告诉你。应该是结识初始就告诉你的。”
许先生说着，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。
我意外地说：“许先生，这算什么？谁不知道这是让他们强迫的？他们专门要拉名家史家来充面子。这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您哪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？”
许先生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应该告诉你。”
我说：“我也被打成过‘反革命’，也没有告诉你啊。那年头的事都是不能过于当真的。”
转身细思之，这的确有些骇然。时光如果倒流，那些事仅仅发生在几年前。怎么能想到，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了迫害的边疆小工人，和那凶恶的高高在上的“梁效”的成员，竟会在北大校园成为了忘年之交呢？
过去岁月，一切竟如幻境。它是那么不真实，把善良的人们划成敌对。我们都犹如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部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里的角色。
我自然还去他家，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，情绪不佳。
我珍惜与许先生夫妇的这分情谊，这是我们的新生命。我想向他请教和探讨清史、红学，还有民族的命运。我们将欢乐地笑着，在他淡泊朴素的家里，享受着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。
但不久许先生就过世了。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。他的良心为此饱受折磨，直至心碎。
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：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。知识的面是广阔的。我要学习那种“如何利用我的知识”的知识。我一定要学会遨游和飞翔，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，绝不再做一个“书中人”。
能成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。学生来之不易，去之亦不易。而北大老师对学生历来爱护有加，送出校园时犹如送骨肉出门一般，使学生坎坷路上有一份温馨。
过世了的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，我也“间接”地打过一次交道。
同学关眉毕业之际，她希望回家乡后能进广西大学教书，害怕被派去当“机关秘书”之类。她想请王力先生写推荐信。王力先生并没有直接教过我们，是他的弟子教过。
但王力先生不仅同意写，且说，让关眉“自己写好拿来”，他签字就行。当时关眉诚惶诚恐了，在宿舍里直嚷嚷：怎么老先生如此信任一个隔代的学生呢？
我在一旁说，王力先生这是给你机会，为你铺路。为什么不写上自己的愿望呢？你这样不是白白请了一回真神了吗？她说，那你帮我写。
我就帮她写了一通：“该生对古典文学有爱好专长，望分配到有关专业”云云。关眉拿了去，王力先生果然签了字。她回家乡后，如愿分到古典文学专业。
后来，关眉为儿子求学，到香港打工，见面就说自己“愧对北大中文系的培养”。总说有朝一日要回广西与同仁共修她心目中的“古典诗词”。
我想，王力先生的那个签字，也在令她不安吧？但愿她能有此为。
以当代评论家著称于世的书磊，在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遇到过麻烦。因了他组织过一次校内签名活动。
这时候朱德熙先生站了出来说：“书磊是我们的学生，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？是我们叫他去做的。”他说的“我们”，就指被李书磊活动签过名的那些个大名家大教授们。
本来，因为这次签名活动连累了朱先生本人，正在不安着的书磊，却获得了老先生的庇佑，而不是责难。书磊告诉我，朱先生去世的时候，他去敬献了自己的小花圈，心中有如丧考妣之痛。
他对我说：“我们是隔代亲。那些老一辈的大师们，对我们这一代的理解更切近更相濡以沫。他们，更能给我们力量。”
这些受人景仰的师长在风范，学问，成就和人品上，足称民族精粹和中流柱石，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，超出校外，溢之海外。
毕业后我每回北大，都去看望季羡林先生。
在我北大诸位恩师中，季先生年事将追“米寿”，故尤珍惜见面之情。而季先生如参天大树的人格，更使我有一种深深的信赖之情。
我与季先生相识，是在北大竞选的狂潮之中。
那时，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。在我的“竞选宣言”上，最惹眼的观点就是“东方美”，我以它来作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模式。当我提出当代“男性的雌化与女性的雄化”问题时，简直引起轩然大波。人家都不习惯，说：怎么说得那么难听？
我成了众目睽睽的有争议人物，日子不好过。我的男朋友就是为此而离去的。这时候，季羡林先生的一位助手让我去先生家。她说，季先生一直关心着我。
朗润园沿湖的一楼朴素无华，永远是小乡镇的水平。而对面那个单元里，从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，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的水平。
他不许他的孩子在这儿住。他说：“这是学校给我做学问用的。不是给你们住的。”甚至也不让小保姆打扫。只有他和他的弟子可以出入。
转眼十来年，我与季先生联系从没有中断过。他一直知道我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在经历着什么。一旦失去联系，他会惦念着。
年复一年，总是此情此景：清清朗润园，先生午休后，相对一杯茶。如梧桐遇秋风语，似高手数脉听心。此刻，我常庆幸，浮浪今生，而与先生有忘年相通之乐；江湖遨游，竟得先生相知认可。
在北大流传着这样的“段子”：当你在校园里看见一个衣着破旧，步履蹒跚的老人，也许，他手里提着杂物袋从小卖部回来，也许，他正去领工资的路上。你要当心，切不可轻狂地小视他。因为，你可能连给他提鞋的资格还不够呢！
像林庚先生，是一定要自己去领工资的，他不要人家送来。
张岱年先生就常自己去小卖部，以至有一次被售货员无礼相待，旁人怒而斥之：“这是张岱年先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
而朱光潜先生不就因为谦和，也被我无礼顶撞过吗？
北大之所以成为“北大”，是前辈人支撑开这方天地，是他们奠定了这片风水。
无论是他们出世还是入世，无论他们的个性是恬淡还是热烈，他们皆立足于自成一家的学术，并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精粹，而并非一般只靠讲义吃饭的庸人。他们都有一颗优秀者的悲天悯人的心灵，和将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责任。
林庚先生的许多事情，是他的弟子孙玉石老师讲给我听的。
孙老师说，林庚先生曾以“夫人有病卧床”为由，拒绝为江青讲学。而在某个国庆日前，他突然收到了“国宴”的请柬。
当时一个三级教授被邀赴国宴，这是很罕有的。林庚先生对弟子说，他很想去，因为可以看见周总理。但是请柬上是江青的签字。他矛盾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十分不舍地放弃了这个一生中不会再逢的机会。
林庚先生说：“我又不是弄臣。”
在北大，或者说在中国，中年一辈的学者反不似上一代的老学者们那么直露，具有一种童真的坦率。
比起才气横溢，叱咤风云的上一代开创者，北大的中年教师们是忠实的麦田守望者。
我和孙老师深交纯属偶然。在一个暑假里，我没回家，每天去学校游泳池游泳。一天，听见有人喊我，是孙老师也来游泳，他问“你没有回家？”我说“家太远。”他说：“对了，你是云南人。”又问：“在学校里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写小说。”
我想孙老师不会再感兴趣，因为我写的不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。不料他说：“写的什么小说啊？拿来我看看。”
我按他说的地址，送去他家。看完后，孙老师说：“好”，说比他的某同学都写得好，便帮我推荐给他的文学界的同学。
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《云》，就这样发表于《收获》。时间紧跟在我的处女作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发表于《当代》之后。造成了南北两响之势，决定了我毕业后走专业写作的道路。
毕业前，我想以小说充当毕业论文，可当时教创作课的马老师并不欣赏我。为此我又去找了孙老师。
孙老师只明明白白说了一句：“学生有才能为什么不让发挥呢？”
他为我去找了系主任，一切便理顺了。后来，我便转到了谢冕老师门下，他给了我那一届的最高分。
从“不够格”到最高分，这就是北大。你总可以找到承认你价值的人。
每个事业的追求者，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。而当天还没亮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之时，能得到导师的慧眼相识和鼎力扶持是幸运的。
我曾问过孙老师，马老师会不会因此对他不高兴？孙老师坦然道：怎么会呢？马老师对你，只是风格的差异而已。
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去“管”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事，仅仅因了一个学生的特长能发挥。耽误学生的才华，才是极大的过错。
马老师对我，没有什么耿耿于怀。回校后每次见面，他都欣欣然，邀我上他们家去坐，并为他家乡的刊物向我约稿。
孙老师以为这很正常，他说，当年，林庚先生就是以诗集充当毕业论文的。北大就是这样的，无论兴衰，校风不会改。
后来，孙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。每次回校见他，他总对我感叹“时间不够”，希望能早日卸去职务。
在我们系里，我熟悉的几位老师相继担任系主任，他们对“当什么”都很淡薄，唯对时间看重，而时间，又是付与学问与学生的。
对“当什么”不感兴趣，唯对“做什么”感兴趣的生活标准，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取舍。
那天，忽有一位微笑的中年学者走来对我说：“张曼菱，祝贺你的作品发表啊！”我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笑道：“我是严家炎。”
天哪，是我们现任系主任。
在对“人”上面，我本来一向糊涂，又是近视眼一个。对老师们，常是从书本讲义，聆其声名而窃所思慕的。我很不注意与“人”对号。为此也在社会上吃过些亏。
在这最后一年，严老师正在教我们“现代文学”的重头课。毕业在即，这学生竟不认识他？这也太过分了！
我是有讲义就不爱去上课的。我常去看别的书，或是选些其他系的课。旁搜杂学是我的一贯风格。无论思维和学习我都喜欢“跳槽”。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严老师，我没去听您的课。”
严老师却并不介意。他说：“我的课用不着上，你考试不也是‘优’吗？自己多看些其他书是应该的。”
在北大，老师们并不认为“你不来听他讲课”就是冒犯。他们常说，讲课的教学大纲，起点是针对应届中学生的。他们总鼓励我们抓紧时间，多学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。他们相信我们这批学生是非常珍惜这段学习生涯的，见面总是说：“注意身体，别累着。”
谢冕，一位诗人，具有一颗顽童心。
在我们进校的时候，中国当代诗歌，曾经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。诗歌的光芒，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，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。
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，当年他的讲课是热点，是中年老师中最盛大的。
诗的课是在下午，经常有同学迟到。谢冕总是非常友好地请学生进来，还问：“是不是睡过了？”他给我们的感觉，好像他是你同舍朋友。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，令他总也不会老。
他是诗人，是谢冕，我们都直呼其名。
你去找他帮忙，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讲话。他所受的坎坷不平，也很透明，也会跟你直率相告。所以，他家里总是“谈笑有同学”的。不管隔了多长时间，谢冕老师家门总是径直可以去的。
他本人就是文坛中人，习惯于刀尖上跳舞，火坑边乘凉。所以，即便毕业后再跟他谈话也没有“隔”的感觉。
当年，是谢冕把我从孙老师那儿接手，又帮我用一篇小说来作毕业论文，并给了我一个最高分的。他就是这样的，只要学生好，怎么都行。
我属于“不服从分配”之列。谢冕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。记得我走的时候，他曾为我的性格担忧过。他说了一句话：“除了北大，北京，恐怕都很难容你。”一语中的。果然，毕业后的我几乎尽在飘泊中度过。让我经常想起谢老师的这句箴语。
去年校庆回去见到谢冕，知道他在意趣盎然地坚持冷水浴，我觉得，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，还有另一种坚持。
自古“高台多悲风”，诗人的命运，总是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。
在此世纪末，为诗祝福，为诗人的谢冕祝福吧。
1979年下半年，北大人用民主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。我则是第一个跳出的女流之辈。后来，当我在校园遇到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面孔时，人家常常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你的选民。”
那年的竞选，是一道黎明的点心，献给我们刚刚醒来的祖国。也许火候不准，有些烧焦了。但没有“一”就没有“二”。现在的民主竞选，就好像是吃中餐和晚餐一样熟练了。
竞选中，突然出现了署名“文学78级大多数革命群众”的矛头直指我的大字报。
那一天，77、78级合并上美学大课，金开诚老师在上课前说了几句题外话：“同学们，我刚才走来看了一张大字报，很多人在反对一个女同学。这好像不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。我不明白你们的事，但是，我在反右时的教训请你们吸取。好了，讲课。”
下课后，我目送金老师离去。至今我与他没有私交。可是，相教何必曾相识？在这些精神坦荡的老师面前，我的委屈散之天外。
人，只要有一点“独立特行”的精神，眼前风波便可以置之度外。这是一张真正的文凭，使我走遍天下总带着“北大”。
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长，为中国这个古老体系的开放和前进，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突破口。兼容并包，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，是“教育兴邦”的独创。
为了永久地打破古老中国“万马齐喑”的悲剧，数代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心血意志凝结成了“北大”这座民主校园，用这种方式，实现了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神圣誓言。
北大，将世世代代为九州生气养育着震撼世界的风雷。
也许，我也是又一代的麦田守望者。守望意味着等待。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。
那朝气充足的新世纪的太阳快出山吧！火凤凰的继承者该登场了。
（摘自《大家》1999年第6期，原文约1万6千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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